第51章 50 侠与义(求追读收藏)
第51章50.侠与义(求追读收藏)
“郅校尉,郅晴可安好?”王娡非常关心刘驹的女儿,每次见郅都,都要询问。
“晴儿很好,已经开始学走路了!”郅都对这个女儿也异常疼爱,倾心付出。
“郅校尉,皇上已嘉奖擢升你为龙骧骑士。你和袁种可有结交?”
“一起吃过几次酒。听袁种说,袁盎被贬为庶民后,游山玩水,与游侠剧孟交游很多。”
“游侠剧孟?这袁盎倒喜欢结交侠客。”王娡想起季布。
季布和其弟季心,都是有名的侠士,季心和袁盎更是至交。这袁盎又和剧孟打得火热。
“洛阳剧孟,好赌侠义。对许多被贬的朝官,尤多加接纳,有求必应。也是一方豪强。他家中还养有不少江湖豪客,真的是财富煊赫。”郅都说道。
“哦,接纳被贬朝官,这是赌徒心理吧。”王娡冷笑,“他在赌一朝天子一朝臣,一些人会东山再起。”
这不就象炒股吗?选好潜力股,人低谷时给予帮助,高升时可以兑现。这些游侠利用声名,结交官员,勾结官府,成为一方豪强。
豪强这个群体,是春秋战国的遗存,他们与上层社会有千丝万缕的关系。上,他们依附权贵,干预政治;中,他们与士族阶级交往甚密;下,他们既横行乡里又行侠仗义。所以,这是个不白不黑的灰色群体,西汉一朝对他们一直采取严厉的打压政策。
长陵邑就是西汉政权把地方豪强大族,强行迁离故地,到帝王陵建城为邑。
王娡对游侠是抱有一分为二的看法的。他们任侠仗义,好打抱不平,时常越俎代庖,代替官府的职能,甚至敢杀人越货。所以韩非子说:儒以文乱法,侠以武犯禁。
无论在什么时候,想要维护社会的长治久安,在最大程度上保证人们生命财产安全,就必须要有法度,要有能够广泛适用的法律规章制度。
游侠虽然看着快意恩仇,然而这只是一种极为自私的做法,痛快了自己,却将他人的一切随意取之用之。无论从哪个方面来说,这种所谓的侠士存在,都是弊大于利。
从古至今,人们崇拜侠士,把他们看作正义的化身,歌咏诗赞。李白曾作诗《侠客行》:
赵客缦胡缨,吴钩霜雪明。
银鞍照白马,飒沓如流星。
十步杀一人,千里不留行。
事了拂衣去,深藏身与名。
闲过信陵饮,脱剑膝前横。
将炙啖朱亥,持觞劝侯嬴。
三杯吐然诺,五岳倒为轻。
眼花耳热后,意气素霓生。
救赵挥金槌,邯郸先震惊。
千秋二壮士,烜赫大梁城。
纵死侠骨香,不惭世上英。
谁能书阁下,白首太玄经。
通篇不见侠义二字,却充满侠风义骨。让人脑海中浮现无数个千古侠客的影子。为情为义,袖里藏剑,锦衣夜行,为家为国,风萧萧兮,豪气干云!
李白好友元稹,也和诗《侠客行》:
侠客不怕死,怕在事不成,事成不肯藏姓名。
我非窃贼谁夜行,白日堂堂杀袁盎。九衢草草人面青。
此客此心师海鲸。海鲸露背横沧溟,海波分作两处生。
海鲸分海减海力,侠客有谋人不测,三尺铁蛇延二国。
李白笔下的“侠客”朱亥、侯嬴,因为参与到著名历史大事件之中,“不求名却名垂青名”,留下的也是光辉的正面形象。
而元稹笔下的“侠客”也参与了历史大事件,他想求名,最后却没有留下姓名,并且个人形象也不太光彩,却给了袁盎一个载入史册的结局。
不过,仔细分析他们的行事逻辑与行为动机,其实都差不多。身为门客,效忠主人,“舍生取义”。
朱亥、侯嬴“围魏救赵”,并不是因为有什么远大的志向和抱负。只不过他们二人是信陵君的门客,平时被好酒好肉地供着,喝高了就“重义轻生”。
而杀袁盎的刺客,是梁王豢养的死士门客。受人指使,取人性命,能算得上侠义吗?
侠士其实是士族阶层的一个特殊群体,即武士,他们喜欢游走江湖,因而也被称为“游侠”。追根溯源,游侠脱胎于春秋战国时期的贵族阶层,因而不同于一般的平民阶层,他们有广阔的社会交际圈。
不事生产的大侠们游走江湖,哪来的活动经费呢?一般有三种来源:一是依赖家族实力;二是依附豪门权贵;三是“自主经营”。
古代游侠是一群什么样的人呢?游侠其实是士族阶级的一个分支,所谓士族,是西周分封制的产物。按照周公创立的分封制度,国家形成天子、诸侯、卿、大夫、士、平民、奴隶,几个等级。
“士”这个等级很特殊,他既是贵族阶层的最末端,又是底层阶级的最高层。作为贵族阶层的最底层,他们有一个“贵族”的空头衔,却没有任何政治待遇。作为平民的最高层,他们又不具备生产劳作的能力和愿望,因而他们活成了“夹心饼”。
分封制的规则,又决定了这个群体的数量越来越庞大,到后来,士族阶级成了影响国家政治生态的重要力量,以至于后世有“士族阶级书写了中国历史”的结论。比如孔子、孟子、老子、李斯、商鞅等都是士族阶级的杰出代表。
受百家争鸣的影响,士族阶级分化成了两个群体,一部分信奉儒家思想,以读书做官为人生目标,成了儒生,亦称“文士”,一部分信奉墨家思想,以行侠仗义追求天下大公为人生目标,成了侠客,亦称“武士”。
到秦朝建立后,随着分封制的终结,士族阶级连贵族的空头衔也没了,士族彻底沦为平民阶层。文士和武士,因为不同的人生理念,走向了完全不同的人生之路。文士因为切合了帝制文化的需求,成为皇权的拥趸,日益强大,而武士则被政治主流淘汰,游走在政治生活的边缘。
了解了武士的起源,就大致清晰了他们的特性和生活圈,也就可以知道他们的生存模式及三种收入模式了:
第一种:本身就是富家豪族,依赖家族资源不愁费用。游侠本身就脱胎于贵族阶层,家族势力非常雄厚,他们虽然失去了政治待遇,但是作为家族后人,往往会得到不菲的物质待遇,比如地产、房产、金钱等。
这一类人群非常多,西汉初年各地都有豪门大户,都会出几个游侠类的“人才”。这跟秦末社会动荡,六国之士蠢蠢欲动的大形势有关。
比如高祖刘邦的好友兼亲家翁张耳,他本来不是豪门大族,却因入赘富家豪门,摇身变成大富翁。从此,张耳游走于江湖更加如鱼得水,大把花钱,结交天下豪杰。刘邦就是在那个时候,结识了张耳。
与张耳“刎颈之交”的陈馀,其经历跟张耳如出一辙。
第二种:依附于豪门贵族,充当他们的门客换取收入。靠家族实力的毕竟是少部分,很多游侠的家族随着年代久远没落了,他们也不事生产,怎么生活呢?依附豪门贵族充当门客,就是一条出路。
这类人群代表者,民间张口就能说出一堆,比如春秋战国时期四大公子的门客,很多都是游侠,毛遂、冯谖、荆轲、豫让等。
其实汉高祖刘邦也算半个游侠,他早年不事生产,游走江湖,跟张耳等江湖侠客混得很热乎,导致自己年近四十都没有成家立业。刘邦的生活来源,除了在家啃老、啃嫂外,在外就依附于张耳这类的大富豪。
有人曾经对这一类游侠们做过一个概括:闲时帮闲,忙时帮忙,战时帮凶!
第三种:依靠自身能力和游侠群体,形成“创收”能力。除了上两种情况,第三种则良莠不齐,形成了社会灰色地带。这种所谓的创收方式可谓五花八门,有的打家劫舍、有的掘墓盗窃、有的充当杀手、有的沦为乞丐等等。这个群体最大,对社会的危害也最大。
游侠的三种收入来源,往往是交叉的,不固定。
游侠们良莠不齐,社会价值观也早就突破了墨家思想的框架,又因为其帮凶性质,往往受到权贵阶层的喜爱,常常表现出令人难以置信的能力。
正因为游侠们的这种生存状态,给社会治安和政权安全带来极大的威胁,游侠们遭到了统治阶层的严厉打击。又由于受到利益阶层的豢养与追捧,这个群体就像野草,始终除之不绝。
说到底,根子还是在游侠不是孤立的社会群体,他们与政治利益集团结成了割不断的联盟关系。
武侠小说中,浪迹天涯的背剑侠客成为正义的化身,追求正义、和平和人道则成为侠之“剑“的宗旨。他们四处游山玩水,毫无目标的行走江湖,除了一把剑几乎身无长物,但却从来不为钱担心,吃喝用度都是不差钱的。
苦苦为生计奔波的还算什么侠客?他们大多都是心情不好劫富,心情好了济贫。甚至于济贫也不过是看着顺眼就扔钱。全然不管穷人突然被钱砸到头还在懵圈,就传得沸沸扬扬,所有人都知道他突然有钱,会什么样的后果。
其实穷文富武,若家底都没有,那练什么武?饭都吃不饱怎么练剑?骑马仗剑走天涯的故事听起来很美,但是不说马匹多少钱,就算是一把剑都价值不菲。
金银铜铁等金属在秦汉时期都是难得的物质,胆子大点的都拿来私铸钱币了,谁会精工细琢去铸剑?千金求剑是毫不夸张的说法。
在中国文化中,刀剑往往被赋予正义和正气的道德色彩。早在先秦时代,季札挂剑就成为君子诚信的楷模。在侠士剑客眼中,刀剑是佩带者的人格和精神的体现,标志着一种伸张正义、见义勇为的社会责任,更是身份的象征。
韩信落魄到接受漂母的一饭之恩,被人嘲笑,受胯下之辱,仍腰挎剑、手持书。只因坚信自己不会居于人下。剑是他不苟同于凡夫俗子,最后的执著和信仰。
大部分人是当不起游侠的,没剑没财力。就像是现代人想出去旅游一个样,要先看看钱包鼓不鼓,再决定世界大不大、能走到哪。或者当花时间出去历练,代价就是一边打工一边游玩喽。
侠义、侠义,侠等同于义吗?
中国人最讲求义的时代在春秋时期,那时候义与利的距离比较远,没有人认为它是一回事。所以,那时候的人,对义的注解令人震撼,令人肃然起敬。
比如程婴救赵氏孤儿,比如介子推割肉救主,比如豫让舍身报主。就连男女约会,都出了个宁可淹死也要守约的尾生。他们已经达到了“重义轻生”的地步,把“义”演绎到纯而又纯的地步。
侠之义,应该是包含性善,责任,公正,德行等。和儒家的五常“仁、义、礼、智、信”似乎又不同。
孔子认为:所谓义,就是“适宜”。每个人的行为,符合周礼和道德,就是“义”。君子以“义”为上;一个人,不仅要当仁不让,而且还要见义勇为,看到适宜礼制的事情,不敢去做就不是真正的勇敢。儒家的这种观点,对中华民族的伦理道德,产生了深刻的影响。见义勇为和助人为乐,成为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。
孟子进一步对“义”进行了阐述。在孟子看来,“义”和仁、礼、智一样,都是人的本性。羞恶之心,是人所固有的,没有羞恶之心,不能称其为人。他认为“义”就是,人的“羞恶之心”,也就是说,人之所以为人,应该对于自己丑恶的言行感到羞愧,对于他人的丑恶言行感到憎恶。
王娡不知道,她藏匿刘驹之女算不算义。但她想起刘驹在她怀里喊痛,仍求死于她手时的笑;婉儿持虎兕剑,惨烈自尽的决绝;叶姑姑为全义仆之名,连杀仆从几人后伏剑自绝的一地血腥,就忍不住泪如泉涌。
出于对刘驹和婉儿的负疚?还是对残忍的皇权争斗无奈?无论如何,一个新生的婴儿,未涉人世,却带着血缘的原罪被诛杀,是她不能放任不管的。
对于侠和义,王娡直觉上是,以国为重,才能是真侠义。为一人之利益或需求所驱动,不能称之为侠义。
“袁盎应该不甘于寂寞的。帝王会让这个真名士、假谏臣闲置吗?”王娡说道,“郅校尉多跟进,看这个袁盎什么时候回京。很可能,剧孟的投资很快见效。”
君君臣臣,这是个双向奔赴的需求。君需要任人唯贤的贤名,臣需要忠君报效的平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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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郅校尉,皇上已嘉奖擢升你为龙骧骑士。你和袁种可有结交?”
“一起吃过几次酒。听袁种说,袁盎被贬为庶民后,游山玩水,与游侠剧孟交游很多。”
“游侠剧孟?这袁盎倒喜欢结交侠客。”王娡想起季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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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哦,接纳被贬朝官,这是赌徒心理吧。”王娡冷笑,“他在赌一朝天子一朝臣,一些人会东山再起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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豪强这个群体,是春秋战国的遗存,他们与上层社会有千丝万缕的关系。上,他们依附权贵,干预政治;中,他们与士族阶级交往甚密;下,他们既横行乡里又行侠仗义。所以,这是个不白不黑的灰色群体,西汉一朝对他们一直采取严厉的打压政策。
长陵邑就是西汉政权把地方豪强大族,强行迁离故地,到帝王陵建城为邑。
王娡对游侠是抱有一分为二的看法的。他们任侠仗义,好打抱不平,时常越俎代庖,代替官府的职能,甚至敢杀人越货。所以韩非子说:儒以文乱法,侠以武犯禁。
无论在什么时候,想要维护社会的长治久安,在最大程度上保证人们生命财产安全,就必须要有法度,要有能够广泛适用的法律规章制度。
游侠虽然看着快意恩仇,然而这只是一种极为自私的做法,痛快了自己,却将他人的一切随意取之用之。无论从哪个方面来说,这种所谓的侠士存在,都是弊大于利。
从古至今,人们崇拜侠士,把他们看作正义的化身,歌咏诗赞。李白曾作诗《侠客行》:
赵客缦胡缨,吴钩霜雪明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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闲过信陵饮,脱剑膝前横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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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杯吐然诺,五岳倒为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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千秋二壮士,烜赫大梁城。
纵死侠骨香,不惭世上英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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通篇不见侠义二字,却充满侠风义骨。让人脑海中浮现无数个千古侠客的影子。为情为义,袖里藏剑,锦衣夜行,为家为国,风萧萧兮,豪气干云!
李白好友元稹,也和诗《侠客行》:
侠客不怕死,怕在事不成,事成不肯藏姓名。
我非窃贼谁夜行,白日堂堂杀袁盎。九衢草草人面青。
此客此心师海鲸。海鲸露背横沧溟,海波分作两处生。
海鲸分海减海力,侠客有谋人不测,三尺铁蛇延二国。
李白笔下的“侠客”朱亥、侯嬴,因为参与到著名历史大事件之中,“不求名却名垂青名”,留下的也是光辉的正面形象。
而元稹笔下的“侠客”也参与了历史大事件,他想求名,最后却没有留下姓名,并且个人形象也不太光彩,却给了袁盎一个载入史册的结局。
不过,仔细分析他们的行事逻辑与行为动机,其实都差不多。身为门客,效忠主人,“舍生取义”。
朱亥、侯嬴“围魏救赵”,并不是因为有什么远大的志向和抱负。只不过他们二人是信陵君的门客,平时被好酒好肉地供着,喝高了就“重义轻生”。
而杀袁盎的刺客,是梁王豢养的死士门客。受人指使,取人性命,能算得上侠义吗?
侠士其实是士族阶层的一个特殊群体,即武士,他们喜欢游走江湖,因而也被称为“游侠”。追根溯源,游侠脱胎于春秋战国时期的贵族阶层,因而不同于一般的平民阶层,他们有广阔的社会交际圈。
不事生产的大侠们游走江湖,哪来的活动经费呢?一般有三种来源:一是依赖家族实力;二是依附豪门权贵;三是“自主经营”。
古代游侠是一群什么样的人呢?游侠其实是士族阶级的一个分支,所谓士族,是西周分封制的产物。按照周公创立的分封制度,国家形成天子、诸侯、卿、大夫、士、平民、奴隶,几个等级。
“士”这个等级很特殊,他既是贵族阶层的最末端,又是底层阶级的最高层。作为贵族阶层的最底层,他们有一个“贵族”的空头衔,却没有任何政治待遇。作为平民的最高层,他们又不具备生产劳作的能力和愿望,因而他们活成了“夹心饼”。
分封制的规则,又决定了这个群体的数量越来越庞大,到后来,士族阶级成了影响国家政治生态的重要力量,以至于后世有“士族阶级书写了中国历史”的结论。比如孔子、孟子、老子、李斯、商鞅等都是士族阶级的杰出代表。
受百家争鸣的影响,士族阶级分化成了两个群体,一部分信奉儒家思想,以读书做官为人生目标,成了儒生,亦称“文士”,一部分信奉墨家思想,以行侠仗义追求天下大公为人生目标,成了侠客,亦称“武士”。
到秦朝建立后,随着分封制的终结,士族阶级连贵族的空头衔也没了,士族彻底沦为平民阶层。文士和武士,因为不同的人生理念,走向了完全不同的人生之路。文士因为切合了帝制文化的需求,成为皇权的拥趸,日益强大,而武士则被政治主流淘汰,游走在政治生活的边缘。
了解了武士的起源,就大致清晰了他们的特性和生活圈,也就可以知道他们的生存模式及三种收入模式了:
第一种:本身就是富家豪族,依赖家族资源不愁费用。游侠本身就脱胎于贵族阶层,家族势力非常雄厚,他们虽然失去了政治待遇,但是作为家族后人,往往会得到不菲的物质待遇,比如地产、房产、金钱等。
这一类人群非常多,西汉初年各地都有豪门大户,都会出几个游侠类的“人才”。这跟秦末社会动荡,六国之士蠢蠢欲动的大形势有关。
比如高祖刘邦的好友兼亲家翁张耳,他本来不是豪门大族,却因入赘富家豪门,摇身变成大富翁。从此,张耳游走于江湖更加如鱼得水,大把花钱,结交天下豪杰。刘邦就是在那个时候,结识了张耳。
与张耳“刎颈之交”的陈馀,其经历跟张耳如出一辙。
第二种:依附于豪门贵族,充当他们的门客换取收入。靠家族实力的毕竟是少部分,很多游侠的家族随着年代久远没落了,他们也不事生产,怎么生活呢?依附豪门贵族充当门客,就是一条出路。
这类人群代表者,民间张口就能说出一堆,比如春秋战国时期四大公子的门客,很多都是游侠,毛遂、冯谖、荆轲、豫让等。
其实汉高祖刘邦也算半个游侠,他早年不事生产,游走江湖,跟张耳等江湖侠客混得很热乎,导致自己年近四十都没有成家立业。刘邦的生活来源,除了在家啃老、啃嫂外,在外就依附于张耳这类的大富豪。
有人曾经对这一类游侠们做过一个概括:闲时帮闲,忙时帮忙,战时帮凶!
第三种:依靠自身能力和游侠群体,形成“创收”能力。除了上两种情况,第三种则良莠不齐,形成了社会灰色地带。这种所谓的创收方式可谓五花八门,有的打家劫舍、有的掘墓盗窃、有的充当杀手、有的沦为乞丐等等。这个群体最大,对社会的危害也最大。
游侠的三种收入来源,往往是交叉的,不固定。
游侠们良莠不齐,社会价值观也早就突破了墨家思想的框架,又因为其帮凶性质,往往受到权贵阶层的喜爱,常常表现出令人难以置信的能力。
正因为游侠们的这种生存状态,给社会治安和政权安全带来极大的威胁,游侠们遭到了统治阶层的严厉打击。又由于受到利益阶层的豢养与追捧,这个群体就像野草,始终除之不绝。
说到底,根子还是在游侠不是孤立的社会群体,他们与政治利益集团结成了割不断的联盟关系。
武侠小说中,浪迹天涯的背剑侠客成为正义的化身,追求正义、和平和人道则成为侠之“剑“的宗旨。他们四处游山玩水,毫无目标的行走江湖,除了一把剑几乎身无长物,但却从来不为钱担心,吃喝用度都是不差钱的。
苦苦为生计奔波的还算什么侠客?他们大多都是心情不好劫富,心情好了济贫。甚至于济贫也不过是看着顺眼就扔钱。全然不管穷人突然被钱砸到头还在懵圈,就传得沸沸扬扬,所有人都知道他突然有钱,会什么样的后果。
其实穷文富武,若家底都没有,那练什么武?饭都吃不饱怎么练剑?骑马仗剑走天涯的故事听起来很美,但是不说马匹多少钱,就算是一把剑都价值不菲。
金银铜铁等金属在秦汉时期都是难得的物质,胆子大点的都拿来私铸钱币了,谁会精工细琢去铸剑?千金求剑是毫不夸张的说法。
在中国文化中,刀剑往往被赋予正义和正气的道德色彩。早在先秦时代,季札挂剑就成为君子诚信的楷模。在侠士剑客眼中,刀剑是佩带者的人格和精神的体现,标志着一种伸张正义、见义勇为的社会责任,更是身份的象征。
韩信落魄到接受漂母的一饭之恩,被人嘲笑,受胯下之辱,仍腰挎剑、手持书。只因坚信自己不会居于人下。剑是他不苟同于凡夫俗子,最后的执著和信仰。
大部分人是当不起游侠的,没剑没财力。就像是现代人想出去旅游一个样,要先看看钱包鼓不鼓,再决定世界大不大、能走到哪。或者当花时间出去历练,代价就是一边打工一边游玩喽。
侠义、侠义,侠等同于义吗?
中国人最讲求义的时代在春秋时期,那时候义与利的距离比较远,没有人认为它是一回事。所以,那时候的人,对义的注解令人震撼,令人肃然起敬。
比如程婴救赵氏孤儿,比如介子推割肉救主,比如豫让舍身报主。就连男女约会,都出了个宁可淹死也要守约的尾生。他们已经达到了“重义轻生”的地步,把“义”演绎到纯而又纯的地步。
侠之义,应该是包含性善,责任,公正,德行等。和儒家的五常“仁、义、礼、智、信”似乎又不同。
孔子认为:所谓义,就是“适宜”。每个人的行为,符合周礼和道德,就是“义”。君子以“义”为上;一个人,不仅要当仁不让,而且还要见义勇为,看到适宜礼制的事情,不敢去做就不是真正的勇敢。儒家的这种观点,对中华民族的伦理道德,产生了深刻的影响。见义勇为和助人为乐,成为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。
孟子进一步对“义”进行了阐述。在孟子看来,“义”和仁、礼、智一样,都是人的本性。羞恶之心,是人所固有的,没有羞恶之心,不能称其为人。他认为“义”就是,人的“羞恶之心”,也就是说,人之所以为人,应该对于自己丑恶的言行感到羞愧,对于他人的丑恶言行感到憎恶。
王娡不知道,她藏匿刘驹之女算不算义。但她想起刘驹在她怀里喊痛,仍求死于她手时的笑;婉儿持虎兕剑,惨烈自尽的决绝;叶姑姑为全义仆之名,连杀仆从几人后伏剑自绝的一地血腥,就忍不住泪如泉涌。
出于对刘驹和婉儿的负疚?还是对残忍的皇权争斗无奈?无论如何,一个新生的婴儿,未涉人世,却带着血缘的原罪被诛杀,是她不能放任不管的。
对于侠和义,王娡直觉上是,以国为重,才能是真侠义。为一人之利益或需求所驱动,不能称之为侠义。
“袁盎应该不甘于寂寞的。帝王会让这个真名士、假谏臣闲置吗?”王娡说道,“郅校尉多跟进,看这个袁盎什么时候回京。很可能,剧孟的投资很快见效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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