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449章 离经叛道(二)
“谬论”
“歪门邪道”
诸如此类的断语传入使得郭嵩焘长松了一口气,他立即明白自己先前之说,至少在汉王的耳中并不是“离经叛道”之言。汉王的感叹传入他的耳中,只让他不由只觉一阵诧异。
“一个人?”
“没错!”
点点头,朱宜锋继续向前走着。
“当时的“歪门邪说”实在是数不胜数,但也就是商鞅这位所谓的法家奇才将“愚民之策“变成一整套切实可行的之策,将西陲弱国秦国一下子打造成为了强国,而秦国也正是凭以商鞅的“愚民之策”,横扫六国,一统中国,从那时起,任何学说在实际取得成功的法家学说面前都黯然失色!”
同样熟读史书的郭嵩焘听汉王提及商鞅,提及秦国时,只是低头不语的跟在汉王半步之后,而谈性正浓的朱宜锋则继续说道。
“商鞅为何要愚民呢?”
在反问之后,朱宜锋又自问自答道
“在《商君书?定分篇》中就给了答案。“民愚则易治也”,因为“愚民”这个政治学的目的看起来很简单老百姓愚蠢了,也就容易治理了,如《商君书》中所言“昔之能制天下者,必先制其民者也;能先胜敌者,必先胜其民者也。”,而如何制民呢?”
“必先弱民!民弱方才易制!”
郭嵩焘毫不迟疑的答道。
“所以《商君书》才“弱民”之篇,“民弱国强,民强国弱”,总之,要想使人民听命,必然要弱民,既不让其富有,也不让其强大。弱民的第一步,自然就是愚民了。而如何“愚民”呢?”
说到这,朱宜锋不禁想到那个在一个半世纪后,因为一部“伪纪录科教片”而被无数国人为之激动、自豪、狂热的“大秦帝国”,又有多少人知道,正是他们中口的那个“伟大”的“大秦帝国”开启了“愚民”源头呢?
“治国,如果开导人民的知识,而不加以堵塞,百姓的学识就会增长。百姓学识的增长,则不会去攻打敌国,就产**邪。所以其才会在《商君书》中言称“开而不塞,则短长;长而不攻,则有奸”……要瓦解民间已经形成的道德风气,以统一百姓的思想,这是国家强大的基础,所谓的“《诗》、《书》、礼、乐、善、修、仁、廉、辩、慧,国有十者,上无使守战。国以十者治,敌至必削,不至必贫。国去此十者敌不敢至,虽至必却;兴兵而伐,必取;按兵不伐,必富。”如此,才能去以学识,统一思想,除此之外,还要禁止大臣、诸大夫游学、游仕,闭塞人们获得知识和信息的途径,尽可能地让人民愚昧无知、不好学问,使他们专心听从国家的安排和规划。正所谓“国之大臣、诸大夫,博闻、辩慧、游居之事皆无得为,无得居游于百县,则农民无所闻变、见方。农民无所闻变、见方,则智农无从离其故事,而愚农不知,不好学问。愚农不知,不好学问,则务疾农;智农无从离其故事,则草必垦矣。”(注:《商君书?垦令》)”
唇角轻扬着道出这番话来,朱宜锋的脸上露出嘲弄之色,这就是中国古代“农本主义”的根源,其根源不是“以农为本”而是“愚农不知”。
“可怎么样让老百姓变成愚民呢?仅仅不让老百姓不受教育还不够,还得锢民。自然也就有了其书中所言“使民无得擅徙,则诛愚。乱农之民无所于食而必农。””
禁止民众自由迁徙,他们就会愚昧无知,那些不安分的到处迁徙,扰乱农事的人就会失去混饭吃的地方,只好老老实实种地。这正是中国统治者的“愚民”的不二法宝。
“可限制老百姓的自由迁徙还不够,还要将老百姓变成贫民,正所谓的“力富则淫,淫则有虱。民富而不用”,所以必须通过限制商业,使百姓保持贫穷,以避免其因富而纵不易役使。“重农抑商”其目的并不是为了维持“农本”,而是为了弱民,为了制民。可是这么干,百姓并不乐意,食色性也,百姓并不甘于贫困,毕竟人都向往好日子,这个时候,怎么办?如何维持统治?”
摇头冷笑着,朱宜锋又一次引用《商君书》中的话。
“所以才有了“国以善民治奸民者,必乱,至削;国以奸民治善民者,必治,至强。”,有了“政作民之所恶,民弱;政作民之所乐,民强。”。可如此民众自然会反抗,这也就是有了秦国的重刑,“重刑而连其罪,则褊急之民不斗,狠刚之民不讼,怠惰之民不游,费资之民不作,巧谀恶心之民无变也。秦国之强,究其本源,就是弱民、愚民、刑民!””
“自然也就有了秦二世而亡!”
郭嵩焘适时的补充一句,而朱宜锋深以为然的点头说道。
“所以,后世的统治者,才会吸取秦国的教训,但在吸取其教训时,却又念念不忘秦国以“愚民”治民的成功。也就是在这个时候,董仲舒适时的出现了!”
提及董仲舒的时候,朱宜锋的眉头微微一挑。而郭嵩焘同样也因为汉王的话锋转换,而惊愕的看着他,似乎不明白汉王为何会提及董仲舒。
“就学说上来说,与法家以弱民、愚民、制民为核心不同,儒家学说的根本是“以民为本”,最为代表性的一句话就是“民为贵,社稷次之,君为轻”,甚至在《孟子》中《梁惠王下》中,孟子谓齐宣王曰:“王之臣,有托其妻子于其友,而之楚游者,比其反也,则冻馁其妻子,则如之何?”王曰:“弃之.”曰:“士师不能治士,则如之何?”王曰:“已之.”曰:“四境之内不治,则如之何?”王顾左右而言他.”……”
在提及此文时,朱宜锋不禁流露出些许笑容,
“这段话很有意思,其实是孟子给齐宣王下套,齐宣王的一弃、一已,一个断交、一个撤职,可换成国家的时候,他就左顾言它了,儒家站在民众立场上,国君不能治好国家,也得负责下台,并没有愚民来维护统治者进行统治的含义。那个时候的儒家创立者,不是阿附权贵之徒,而都是顶天立地的“大丈夫”。不会为了政治利益去出卖人格,为国君出谋划策。无论是孔子也罢,孟子也好,其学说中尽是“养民”和“教民”。“教民”则一定不是“愚民”的政策,而是恰恰相反。可到了董仲舒那,却变了味!”
此时,两人走的非常慢,而郭嵩焘更是不时的皱着眉头,今天汉王的每一句话,在他震惊之余,更是发人心省。
“秦国的二世而亡,固然令人警醒,可汉随秦制,其实只是将“愚民”之道加掩饰罢了,汉宣帝为了教育”仁柔好儒“的太子,说了”霸王道杂之“的明言。而后来董仲舒为讨汉武之欢喜,篡改儒学之本,由此也就有了“儒表法里”之说,就是以儒家构建社会纲常、忠君等思想以及秩序。以儒家标榜的仁义道德为统治合法性建立基础并增进认同,而法律、行政等政治实践,则延续秦律中的法家之学,也就是”汉承秦制“而法家思想中对“愚民”有着丰富而充分的论断,“民弱而国强”是其核心思想。表面上历代王朝说的是儒家仁义,可是制度上却是法家驭民使用的霸术。”
这也是儒家成了“愚民之学”的原因,这是因为法家作为政治、行政体制的核心思想,普通大众接触并不多,这些黑暗的内容都是统治阶级秘不示人的“法宝”,人民只能看到统治者宣扬的儒家仁义道德,而发现自己被愚弄后,就会认为是儒家思想愚弄了他们,所以说儒家愚民是不对的,儒家是为法家的愚民思想背了黑锅。
“也就是从董仲舒为讨汉武之喜,迎合其用,添加了“三纲五常”以为其统治篡改儒家学说起,孔孟时代儒家的内容也在不断地被各个朝代的君王修改或者曲解,而至高皇时,高皇看到《孟子》的时候,看到民本思想时候,勃然大怒,愤怒地下令从书中删去大约相当于《孟子》全书三成以上的内容,这种删减确实是儒家一步步沦为统治者的统治工具,并通过科举制度传递给更多知识分子“奴性”,成为愚民的方式之一,”
“陛下……”
若是说先前是惊讶,那么在听到汉王提及高皇删改《孟子》时,郭嵩焘更是被吓了一跳,就在他欲为朱元璋辩解时,朱宜锋伸手打断他说道。
“云仙,高皇当年删除非孟子原文85条,将剩下100多条,编了一本《孟子节文》,虽说专门规定,科举考试不得以被删的条文命题。但是却未强删令天下《孟子》,只是规定不考《节文》之外的文章,是为了让大明政权千秋万代永世不倒。如此,亦可理解……可,他并没有想到,中国正是毁于其删书之举!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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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歪门邪道”
诸如此类的断语传入使得郭嵩焘长松了一口气,他立即明白自己先前之说,至少在汉王的耳中并不是“离经叛道”之言。汉王的感叹传入他的耳中,只让他不由只觉一阵诧异。
“一个人?”
“没错!”
点点头,朱宜锋继续向前走着。
“当时的“歪门邪说”实在是数不胜数,但也就是商鞅这位所谓的法家奇才将“愚民之策“变成一整套切实可行的之策,将西陲弱国秦国一下子打造成为了强国,而秦国也正是凭以商鞅的“愚民之策”,横扫六国,一统中国,从那时起,任何学说在实际取得成功的法家学说面前都黯然失色!”
同样熟读史书的郭嵩焘听汉王提及商鞅,提及秦国时,只是低头不语的跟在汉王半步之后,而谈性正浓的朱宜锋则继续说道。
“商鞅为何要愚民呢?”
在反问之后,朱宜锋又自问自答道
“在《商君书?定分篇》中就给了答案。“民愚则易治也”,因为“愚民”这个政治学的目的看起来很简单老百姓愚蠢了,也就容易治理了,如《商君书》中所言“昔之能制天下者,必先制其民者也;能先胜敌者,必先胜其民者也。”,而如何制民呢?”
“必先弱民!民弱方才易制!”
郭嵩焘毫不迟疑的答道。
“所以《商君书》才“弱民”之篇,“民弱国强,民强国弱”,总之,要想使人民听命,必然要弱民,既不让其富有,也不让其强大。弱民的第一步,自然就是愚民了。而如何“愚民”呢?”
说到这,朱宜锋不禁想到那个在一个半世纪后,因为一部“伪纪录科教片”而被无数国人为之激动、自豪、狂热的“大秦帝国”,又有多少人知道,正是他们中口的那个“伟大”的“大秦帝国”开启了“愚民”源头呢?
“治国,如果开导人民的知识,而不加以堵塞,百姓的学识就会增长。百姓学识的增长,则不会去攻打敌国,就产**邪。所以其才会在《商君书》中言称“开而不塞,则短长;长而不攻,则有奸”……要瓦解民间已经形成的道德风气,以统一百姓的思想,这是国家强大的基础,所谓的“《诗》、《书》、礼、乐、善、修、仁、廉、辩、慧,国有十者,上无使守战。国以十者治,敌至必削,不至必贫。国去此十者敌不敢至,虽至必却;兴兵而伐,必取;按兵不伐,必富。”如此,才能去以学识,统一思想,除此之外,还要禁止大臣、诸大夫游学、游仕,闭塞人们获得知识和信息的途径,尽可能地让人民愚昧无知、不好学问,使他们专心听从国家的安排和规划。正所谓“国之大臣、诸大夫,博闻、辩慧、游居之事皆无得为,无得居游于百县,则农民无所闻变、见方。农民无所闻变、见方,则智农无从离其故事,而愚农不知,不好学问。愚农不知,不好学问,则务疾农;智农无从离其故事,则草必垦矣。”(注:《商君书?垦令》)”
唇角轻扬着道出这番话来,朱宜锋的脸上露出嘲弄之色,这就是中国古代“农本主义”的根源,其根源不是“以农为本”而是“愚农不知”。
“可怎么样让老百姓变成愚民呢?仅仅不让老百姓不受教育还不够,还得锢民。自然也就有了其书中所言“使民无得擅徙,则诛愚。乱农之民无所于食而必农。””
禁止民众自由迁徙,他们就会愚昧无知,那些不安分的到处迁徙,扰乱农事的人就会失去混饭吃的地方,只好老老实实种地。这正是中国统治者的“愚民”的不二法宝。
“可限制老百姓的自由迁徙还不够,还要将老百姓变成贫民,正所谓的“力富则淫,淫则有虱。民富而不用”,所以必须通过限制商业,使百姓保持贫穷,以避免其因富而纵不易役使。“重农抑商”其目的并不是为了维持“农本”,而是为了弱民,为了制民。可是这么干,百姓并不乐意,食色性也,百姓并不甘于贫困,毕竟人都向往好日子,这个时候,怎么办?如何维持统治?”
摇头冷笑着,朱宜锋又一次引用《商君书》中的话。
“所以才有了“国以善民治奸民者,必乱,至削;国以奸民治善民者,必治,至强。”,有了“政作民之所恶,民弱;政作民之所乐,民强。”。可如此民众自然会反抗,这也就是有了秦国的重刑,“重刑而连其罪,则褊急之民不斗,狠刚之民不讼,怠惰之民不游,费资之民不作,巧谀恶心之民无变也。秦国之强,究其本源,就是弱民、愚民、刑民!””
“自然也就有了秦二世而亡!”
郭嵩焘适时的补充一句,而朱宜锋深以为然的点头说道。
“所以,后世的统治者,才会吸取秦国的教训,但在吸取其教训时,却又念念不忘秦国以“愚民”治民的成功。也就是在这个时候,董仲舒适时的出现了!”
提及董仲舒的时候,朱宜锋的眉头微微一挑。而郭嵩焘同样也因为汉王的话锋转换,而惊愕的看着他,似乎不明白汉王为何会提及董仲舒。
“就学说上来说,与法家以弱民、愚民、制民为核心不同,儒家学说的根本是“以民为本”,最为代表性的一句话就是“民为贵,社稷次之,君为轻”,甚至在《孟子》中《梁惠王下》中,孟子谓齐宣王曰:“王之臣,有托其妻子于其友,而之楚游者,比其反也,则冻馁其妻子,则如之何?”王曰:“弃之.”曰:“士师不能治士,则如之何?”王曰:“已之.”曰:“四境之内不治,则如之何?”王顾左右而言他.”……”
在提及此文时,朱宜锋不禁流露出些许笑容,
“这段话很有意思,其实是孟子给齐宣王下套,齐宣王的一弃、一已,一个断交、一个撤职,可换成国家的时候,他就左顾言它了,儒家站在民众立场上,国君不能治好国家,也得负责下台,并没有愚民来维护统治者进行统治的含义。那个时候的儒家创立者,不是阿附权贵之徒,而都是顶天立地的“大丈夫”。不会为了政治利益去出卖人格,为国君出谋划策。无论是孔子也罢,孟子也好,其学说中尽是“养民”和“教民”。“教民”则一定不是“愚民”的政策,而是恰恰相反。可到了董仲舒那,却变了味!”
此时,两人走的非常慢,而郭嵩焘更是不时的皱着眉头,今天汉王的每一句话,在他震惊之余,更是发人心省。
“秦国的二世而亡,固然令人警醒,可汉随秦制,其实只是将“愚民”之道加掩饰罢了,汉宣帝为了教育”仁柔好儒“的太子,说了”霸王道杂之“的明言。而后来董仲舒为讨汉武之欢喜,篡改儒学之本,由此也就有了“儒表法里”之说,就是以儒家构建社会纲常、忠君等思想以及秩序。以儒家标榜的仁义道德为统治合法性建立基础并增进认同,而法律、行政等政治实践,则延续秦律中的法家之学,也就是”汉承秦制“而法家思想中对“愚民”有着丰富而充分的论断,“民弱而国强”是其核心思想。表面上历代王朝说的是儒家仁义,可是制度上却是法家驭民使用的霸术。”
这也是儒家成了“愚民之学”的原因,这是因为法家作为政治、行政体制的核心思想,普通大众接触并不多,这些黑暗的内容都是统治阶级秘不示人的“法宝”,人民只能看到统治者宣扬的儒家仁义道德,而发现自己被愚弄后,就会认为是儒家思想愚弄了他们,所以说儒家愚民是不对的,儒家是为法家的愚民思想背了黑锅。
“也就是从董仲舒为讨汉武之喜,迎合其用,添加了“三纲五常”以为其统治篡改儒家学说起,孔孟时代儒家的内容也在不断地被各个朝代的君王修改或者曲解,而至高皇时,高皇看到《孟子》的时候,看到民本思想时候,勃然大怒,愤怒地下令从书中删去大约相当于《孟子》全书三成以上的内容,这种删减确实是儒家一步步沦为统治者的统治工具,并通过科举制度传递给更多知识分子“奴性”,成为愚民的方式之一,”
“陛下……”
若是说先前是惊讶,那么在听到汉王提及高皇删改《孟子》时,郭嵩焘更是被吓了一跳,就在他欲为朱元璋辩解时,朱宜锋伸手打断他说道。
“云仙,高皇当年删除非孟子原文85条,将剩下100多条,编了一本《孟子节文》,虽说专门规定,科举考试不得以被删的条文命题。但是却未强删令天下《孟子》,只是规定不考《节文》之外的文章,是为了让大明政权千秋万代永世不倒。如此,亦可理解……可,他并没有想到,中国正是毁于其删书之举!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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