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674章【超人的心愿】
李嘉诚的办公室里放着一台布隆伯格终端机,实时显示自己公司的股价。可见李嘉诚无时无刻都在关注着自己的公司的股价。
江绍唐问道:“坊间有传言,你与现届政府关系不佳,这对你做出商业决策是否有影响?”
李嘉诚道:“健康社会中政府与企业的关系息息相关。关键是政府的权力要在法治的基础上公平公正地落实执行,永远不能选择性行使权力,勿令人对政府的公平性失去信心。我与香港或各国政府的关系都是建基于此的,不会因个别领导人或官员的变动而受影响,最重要是政策要令商界有信心。不过,我观察到一个不健康现况在扩散中:“为官难,为民亦不易”,这对政府和社会来说都是双损局面。有时候我庆幸自己并未当官,因为为官者要面对如何平衡和解决不同权益的问题,解决问题的方法往往演变成更大的问题。”
江绍唐道:“在过往六十多年经营中,你如何处理与政治的关系?与政治打交道时你的原则是什么?”
李嘉诚道:“我不是聪明的人。如果政治问题真的冲着自己而来,担忧也没用。我没有参与政治,但我关心政治,政治跟经济根本是手和脚的关系,假如两者背道而驰,是难以处理的。我希望政治和经济好,让人民富国家强。我曾经说过,讲真话,做实事,有贡献。我的基金会不停地做公益事业。我并非万能,无法预测政治变化,也绝对没法影响政治,我只能以我的智慧做出对股东有利的事。”
江绍唐道:“你近年的投资,为什么多选择在欧美那些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?”
李嘉诚道:“这跟你要成立黄金海外投资是一样的,做商业贸易的人,最希望就是遵守游戏规则,因此一定选择有公平法律的国家,我们在一些国家经营三十多年,政府并没有因为我是外国投资者而出现不公平的对待。世界上的投资机会和选择,实在令我们应接不暇;集团可以挑选有法治、政策公平的环境投资。”
江绍唐道:“你曾经说过,财富的增加到了一个程度,便不会带来更多安全感。但如果财富继续增加,是否带来不安全感?”
李嘉诚坦然的说道:“不会。”而且只有两个字。
江绍唐道:“这是你最艰难的时候吗?”
“不是。”李嘉诚说道:“我跟你说过了,我的最艰难时候是十三四岁。12岁时,日本侵华,我和家人从潮州来到香港,后来日本入侵香港,母亲带着弟妹回到潮州,我与父亲留在香港。日本统治香港期间,没有什么好日子可以过,13岁父亲因肺病住进医院,不够一年,他去世。照顾父亲这段时间我因为喜欢看书,发现自己也有肺病,病情接近危险阶段,但我告诉自己不能死。j身为大儿子,为了母亲和弟妹,为了前途,一定要做好自己的工作,同时也不停抢学问,到旧书摊买旧书看,其中包括老师使用的教科书,跟谋生有关的书。三年零八个月的岁月,知识比得上一个中学毕业生,这段日子也没有因为自己的病看过一次医生。即使是最艰难的日子,我也是充满信心。其实我投资欧洲,我在外国赚到钱,拿回中国,有什么不好?就好比苹果三星这些企业,投资中国赚了钱拿回本国一样,现在国家不也是鼓励华人企业走出国内去赚取美元吗?”
江绍唐道:“财富对你意味着什么?你曾经表达过对内心的高贵的向往。”
李嘉诚道:“多年前的一个晚上,我辗转
反侧,难以入寐,内心萦绕着很多问题。思潮起伏,结果直至凌晨,直到一个答案涌上心头,令我豁然开朗:我顿悟了把基金会视作我第三个儿子的道理,这样我会全心全意爱护他,给他分配财产,使他获得所需资源落实一切公益项目,把我的心愿永远延续下去。在财富要代代相传的传统观念中,将基金会视为自己的孩子,可以鼓励传承,期望这种想法能在中国人社会扩大和延续。基金会并不向外募捐,捐款人只有我一人,资金的大部分是基金会现有已投资项目的固定收入,另有部分是来自我个人从香港和外国投资所获收入、缴完税后再注入的。我订明基金会所有收益,绝不惠及本人、家族或董事等等,也就是说他们都不能从中获得收入。基金会已拥有我三分之一的资产,至今我已捐出145亿港元,如有良好的项目,将不断地继续支持,希望能对我们民族有贡献。2013年,基金会在内地及香港已捐付及承诺之数目达40亿港元,是历来最高的一年。虽然我在全球不少国家经营业务,大部分收入都从外国赚取而来,每一分毫都是税后才注入(基金会)的。但我规定基金会80%以上的捐款用于大中华地区,不超过20%的用在海外。所以我才会说,我在外国赚到钱,拿回中国,有什么不好?”
江绍唐道:“对于基金会,你不仅出钱,还出力,这是为什么?”
李嘉诚哈哈一笑,道:“这证明我对赚钱的重视程度不及捐钱。身为一个中国人,回想起我生长于抗日战争期间,国家被侵略,面对贫病、失学,于是发誓要终我一生,让基金会拥有旺盛的生命,有能力继续为国家、民族作出贡献,这就是对我最大的回报。我视教育、医疗和公益慈善是终生不渝的事业。基金会主要做两大范畴:教育、医疗。在内地,我们有很多个项目在不同地方做了十多年,现在仍继续做,我们守信重诺,承诺的捐款均100%如期或提前捐付。除了捐钱,也亲力亲为,投入不少时间心血,使得来之不易的金钱用得其所,令项目受助人受惠最大,能如此,是我最大的快乐。我喜欢简单生活,我追求的是付出个人力量,协助社会进步。有能力从事公益事业,是一种福分,从中能够得到真正的快乐;有能力的人,要为人类谋幸福,这是“任务”。如果是为对国家民族和人类有益的事,即使卑躬屈膝我也在所不辞;但若是为个人名利或公司利益,我绝对不会这样做。也以捐建汕头大学为例,成立至今三十多年来,我坦然面对任何困难甚至是忍受屈辱,对汕大也不离不弃。”
江绍唐道:“你是重视声誉的人,做慈善是否求名声?”
李嘉诚道:“我不理别人怎么说,我的决心就是继续做下去。投入公益慈善事业是我终生职志,绝不求名利。在汕大,即使基建、设备90%款项由我支付,任何一个角落也找不到“李嘉诚”三个字,我捐建汕大只想做出成绩。很久以前捐款支持潮州两所大型医院,市政府领导曾游说写上我的名字,我不肯。他们于是建议写上我父亲名字,我也不肯,我回答说:先人如果有知,父亲一定认同我的做法;如果并不知道,那么写也没有意义。而且我更说笑,如果真的写上父亲的名字,将来拆掉更不好。85岁,就不能爱科技吗?”
江绍唐道:“你投资了包括facebook在内的许多高科技企业。你已经85岁了,怎么投资高科技?”
李嘉诚道:“85岁,就不能爱科技吗?我对新科技深感兴趣,令我的心境年轻化。18世纪工业革命由英国开始;21世纪则是科技革命,不少行业包括国防工业、农业、水利、能源、医疗、生命科技、电讯、互联等等均有突破性的发展,投资机会数之不尽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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江绍唐问道:“坊间有传言,你与现届政府关系不佳,这对你做出商业决策是否有影响?”
李嘉诚道:“健康社会中政府与企业的关系息息相关。关键是政府的权力要在法治的基础上公平公正地落实执行,永远不能选择性行使权力,勿令人对政府的公平性失去信心。我与香港或各国政府的关系都是建基于此的,不会因个别领导人或官员的变动而受影响,最重要是政策要令商界有信心。不过,我观察到一个不健康现况在扩散中:“为官难,为民亦不易”,这对政府和社会来说都是双损局面。有时候我庆幸自己并未当官,因为为官者要面对如何平衡和解决不同权益的问题,解决问题的方法往往演变成更大的问题。”
江绍唐道:“在过往六十多年经营中,你如何处理与政治的关系?与政治打交道时你的原则是什么?”
李嘉诚道:“我不是聪明的人。如果政治问题真的冲着自己而来,担忧也没用。我没有参与政治,但我关心政治,政治跟经济根本是手和脚的关系,假如两者背道而驰,是难以处理的。我希望政治和经济好,让人民富国家强。我曾经说过,讲真话,做实事,有贡献。我的基金会不停地做公益事业。我并非万能,无法预测政治变化,也绝对没法影响政治,我只能以我的智慧做出对股东有利的事。”
江绍唐道:“你近年的投资,为什么多选择在欧美那些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?”
李嘉诚道:“这跟你要成立黄金海外投资是一样的,做商业贸易的人,最希望就是遵守游戏规则,因此一定选择有公平法律的国家,我们在一些国家经营三十多年,政府并没有因为我是外国投资者而出现不公平的对待。世界上的投资机会和选择,实在令我们应接不暇;集团可以挑选有法治、政策公平的环境投资。”
江绍唐道:“你曾经说过,财富的增加到了一个程度,便不会带来更多安全感。但如果财富继续增加,是否带来不安全感?”
李嘉诚坦然的说道:“不会。”而且只有两个字。
江绍唐道:“这是你最艰难的时候吗?”
“不是。”李嘉诚说道:“我跟你说过了,我的最艰难时候是十三四岁。12岁时,日本侵华,我和家人从潮州来到香港,后来日本入侵香港,母亲带着弟妹回到潮州,我与父亲留在香港。日本统治香港期间,没有什么好日子可以过,13岁父亲因肺病住进医院,不够一年,他去世。照顾父亲这段时间我因为喜欢看书,发现自己也有肺病,病情接近危险阶段,但我告诉自己不能死。j身为大儿子,为了母亲和弟妹,为了前途,一定要做好自己的工作,同时也不停抢学问,到旧书摊买旧书看,其中包括老师使用的教科书,跟谋生有关的书。三年零八个月的岁月,知识比得上一个中学毕业生,这段日子也没有因为自己的病看过一次医生。即使是最艰难的日子,我也是充满信心。其实我投资欧洲,我在外国赚到钱,拿回中国,有什么不好?就好比苹果三星这些企业,投资中国赚了钱拿回本国一样,现在国家不也是鼓励华人企业走出国内去赚取美元吗?”
江绍唐道:“财富对你意味着什么?你曾经表达过对内心的高贵的向往。”
李嘉诚道:“多年前的一个晚上,我辗转
反侧,难以入寐,内心萦绕着很多问题。思潮起伏,结果直至凌晨,直到一个答案涌上心头,令我豁然开朗:我顿悟了把基金会视作我第三个儿子的道理,这样我会全心全意爱护他,给他分配财产,使他获得所需资源落实一切公益项目,把我的心愿永远延续下去。在财富要代代相传的传统观念中,将基金会视为自己的孩子,可以鼓励传承,期望这种想法能在中国人社会扩大和延续。基金会并不向外募捐,捐款人只有我一人,资金的大部分是基金会现有已投资项目的固定收入,另有部分是来自我个人从香港和外国投资所获收入、缴完税后再注入的。我订明基金会所有收益,绝不惠及本人、家族或董事等等,也就是说他们都不能从中获得收入。基金会已拥有我三分之一的资产,至今我已捐出145亿港元,如有良好的项目,将不断地继续支持,希望能对我们民族有贡献。2013年,基金会在内地及香港已捐付及承诺之数目达40亿港元,是历来最高的一年。虽然我在全球不少国家经营业务,大部分收入都从外国赚取而来,每一分毫都是税后才注入(基金会)的。但我规定基金会80%以上的捐款用于大中华地区,不超过20%的用在海外。所以我才会说,我在外国赚到钱,拿回中国,有什么不好?”
江绍唐道:“对于基金会,你不仅出钱,还出力,这是为什么?”
李嘉诚哈哈一笑,道:“这证明我对赚钱的重视程度不及捐钱。身为一个中国人,回想起我生长于抗日战争期间,国家被侵略,面对贫病、失学,于是发誓要终我一生,让基金会拥有旺盛的生命,有能力继续为国家、民族作出贡献,这就是对我最大的回报。我视教育、医疗和公益慈善是终生不渝的事业。基金会主要做两大范畴:教育、医疗。在内地,我们有很多个项目在不同地方做了十多年,现在仍继续做,我们守信重诺,承诺的捐款均100%如期或提前捐付。除了捐钱,也亲力亲为,投入不少时间心血,使得来之不易的金钱用得其所,令项目受助人受惠最大,能如此,是我最大的快乐。我喜欢简单生活,我追求的是付出个人力量,协助社会进步。有能力从事公益事业,是一种福分,从中能够得到真正的快乐;有能力的人,要为人类谋幸福,这是“任务”。如果是为对国家民族和人类有益的事,即使卑躬屈膝我也在所不辞;但若是为个人名利或公司利益,我绝对不会这样做。也以捐建汕头大学为例,成立至今三十多年来,我坦然面对任何困难甚至是忍受屈辱,对汕大也不离不弃。”
江绍唐道:“你是重视声誉的人,做慈善是否求名声?”
李嘉诚道:“我不理别人怎么说,我的决心就是继续做下去。投入公益慈善事业是我终生职志,绝不求名利。在汕大,即使基建、设备90%款项由我支付,任何一个角落也找不到“李嘉诚”三个字,我捐建汕大只想做出成绩。很久以前捐款支持潮州两所大型医院,市政府领导曾游说写上我的名字,我不肯。他们于是建议写上我父亲名字,我也不肯,我回答说:先人如果有知,父亲一定认同我的做法;如果并不知道,那么写也没有意义。而且我更说笑,如果真的写上父亲的名字,将来拆掉更不好。85岁,就不能爱科技吗?”
江绍唐道:“你投资了包括facebook在内的许多高科技企业。你已经85岁了,怎么投资高科技?”
李嘉诚道:“85岁,就不能爱科技吗?我对新科技深感兴趣,令我的心境年轻化。18世纪工业革命由英国开始;21世纪则是科技革命,不少行业包括国防工业、农业、水利、能源、医疗、生命科技、电讯、互联等等均有突破性的发展,投资机会数之不尽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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